友嘤是记者,供职于媒体正面连接,今年2月底她们发表了一篇文章《很遗憾,教书不再是老师最重要的事了》。
这篇文章讲出了教师群体真实承受,又得不到承认的精神痛苦,其叙事不同于对教师群体的常见报道——大量名校毕业生,涌向深圳做老师,又感受到落差;文章发出,引起了教师同行广泛的共鸣和转发。
5月14日晚,友嘤受邀参加哈佛教育人改变大会教师心理健康主题的研讨,她分享了记者如何一步步深入教师群体,面对真正的问题。
友嘤最后谈到,做这个选题,对她来说,会使得她对媒体要做什么,以及怎么做有一些新的认识。
以下为这场分享的文字稿,已获得本人授权发布。
从零开始了解教师群体
大家好,很荣幸因为这篇稿子被邀请来参加分享。我叫于友嘤,在正面连接这家媒体供职,我们2月底发表了一篇稿件,这篇稿子是我做的第一篇真正的公共报道。做这篇稿子,我感受也非常深,对我来说是一个奔赴他人战场的过程,因为我们之前做的很多稿子比较偏个体故事。
坦诚讲,教师这个群体,我之前没有那么深的了解。不是说因为我长期关注教育领域,我写了这篇稿子,确实是我自己拿到了这个选题,我才从零开始去了解这个群体。
决定要做这个选题是去年11月初。当时出现了网课爆破事件,几家媒体都在报道。我们当时想,这个事情我们去做,不一定会比别人做得有更大的信息增量,能不能用这件事作为一个切口或者突破口,去描摹教师整个群体,和他们面临的境遇;尤其是教师的境遇在这几年发生的变化,比如疫情是一个大环境巨大的改变,在这个背景下做一个总览式或素描式的报道。因为我们有一位同事的妈妈是小学老师,我们知道这个变化是存在的。
我们最开始有一个简单的预设,就是疫情可能给教师的权力和职责范围都带来了深刻的改变,某种程度上可能会使老师在很多情况下失去控制感,他们可能要背负更多琐事。但当我做下去,我立刻发现教师群体面对的困难远远多于这些,所谓疫情带来的改变、防疫带来的压力,完全只是教师群体原有压力的一个延伸。他们本身压力就很大了,而不完全是好像以前都很好,因为疫情来了,教师的境遇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。所以这篇稿子对我来说,变成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。
做到后面,就会发现网课爆破,只是其中的一个点,概括不了事情的全貌。我采了15位老师之后,我们决定不把重心放在网课爆破和疫情这两件事情上面,其他重要的事情太多了。
按一个同事的说法,这就好像拆掉了这篇稿子的两面承重墙,因为我们原先预设能引发公共传播的点在这里。那我们要写的这个问题,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,在那个时候,我作为媒体记者,也有一点拿不准。我觉得教师的问题是一个问题,我觉得它存在,但公众会真的相信它存在吗?一直到最后发稿,我发现这篇文章真的引起了这么大范围的共鸣和传播,最后一颗扣子在那个时候合上了,我才觉得我们好像把一个特别有意义,但是被遮蔽的事情讲出来了。
“缠绕的结构”
那我和大家分享一下,我在那个时候采访到了什么。
没有了明确的预设,我的采访面铺得很广,因为怕样本可能会带来一些偏差。我几乎确保自己采访到了各个有代表性的地域,比如说北上广深,或者河南这样的高考大省,或者杭州、成都这种教育资源还可以的地方,还有东北,它可能有它的地域文化,甚至还有乌鲁木齐,你会发现他们之间有很多不同,但也有很强的共性。还采访了各个年龄层,一开始采访年轻老师居多,后来会想到,年长的老师这块空白,要去补上,也采访了各个阶段的老师,从小学、初中到高中。
我发现这里面的问题非常复杂,各方面的问题缠绕在一起,比如有系统的问题,行政教学一体化的问题;有学生的问题,学生这几年的心理情况跟以前发生了改变,社会本身对教育这件事情的理解也跟以前不一样了,以前可能只用抓成绩,现在学生方方面面成长的重担都落在老师身上;防疫的问题不用说;还有技术监管手段的进步带来的新的困境。包括还有很多那种“钝刀割肉”式的细节,比如说钉钉登进不去,升级系统一来二去要报批半个月,还有学生不经意流露的不喜欢和排斥。可能很多事单拿出来不是大事,但合在一起,就是漫长的消磨。
这些问题其实很难整合在一起。它变得有点像社会调查,有点像出了一篇论文,因为教师受到方方面面的挤压。我发现这篇稿子可能没有办法是层层深入的结构,它是缠绕的结构,什么都有。但有一个东西它提纲挈领,就是所有老师的精神状态真的不好。但没有人在意这件事情。
我做这个选题的时候,一直会去逛豆瓣教师小组,找采访对象也是在那个小组里面找。那个小组里面一直弥漫着那种很痛苦的氛围,超出我们对教师群体本身的印象认知。这个精神状态背后,可能有很多是结构性的原因。我们要把这些原因讲清楚,但在讲清楚这些之前,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被公众有意或者无意的忽视了。老师已经很痛苦了,这种痛苦还得不到承认,那就是一种双重的痛苦。得不到承认,是因为什么,可能是我们更需要去讲清楚的。
采访中,所有问题问完后,我会问采访对象,有没有什么我没有问到,但是你觉得很重要、需要补充的。当时有一个采访对象,她跟我说,每一次她在网上看到有老师抱怨自己的处境,都很容易被别人说你在无病呻吟,你已经占了很大的便宜,你还要抱怨那么多。她第一次跟我讲这些的时候,我自己也是下意识反应,我说因为大家觉得你们有编制嘛,有编制对中国人来说多重要啊。她说:那你有没有想过,这个编制,带来了多少实际的好处,你为了它又付出了多少代价,这中间它真的合理吗,你想过这个吗?这一点对我启发很大,我会去想这个事情,这个问题在这篇稿子里,也是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点被抛出来了。
不断重复的细节
这两天因为准备分享,我回溯了当时的那采访记录,还有我印象很深的,是我采访了15个老师,里面可能有8、9个人,都会跟我说类似的话。这些细节,给我构成一种很直观的震撼,如果15个人里面有8、9个人,他都说同样的内容,那一定非常重要。比如在我没有提相关问题的情况下,他们会重复提到可能90%的学生问题,其实来自原生家庭,当你觉得有一个学生他比较困难(学业、人际交往困难),你去了解他的家庭,基本上很快能找到其中的合理性。原生家庭的问题,对于老师来说非常难以解决,它根深蒂固,你没办法很轻易去介入。当你解决不了,它会对你造成一个很漫长的困扰。
还有好几个老师,都讲到我们社会上都在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,疫情三年,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危机,这是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;对于老师,这个精神危机,它非常平等地存在,但不会有人去说老师经历了什么。相反,老师还要去承担学生的精神危机,学生的心理健康是落在老师身上的责任。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细节。
还有一个很重复的表达是,我会问每个老师,你现在仍然愿意留在这个岗位上吗?你仍然愿意留在这个岗位上的原因是什么?你会有后悔的情绪吗?我发现其实是没有任何一个老师,是因为编制,想要留在这个岗位上的。老师愿意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,仍然坚持这份职业,他们的答案,都是因为跟学生之间形成的那些情感连结。可能单独的这句话,如果只有一个老师跟我说那也就还好,但我听到的所有回答都是这样的,这对我有很大的冲击。
深入你关注的群体本身
最后,做这个选题,对我来说会使得我对媒体要做什么,怎么做有一些新的认识。我们复盘这个稿件的时候说到,我们和大多数媒体的操作思路不太一样。跟教师群体相关的选题,我看过非常多。大多数媒体很容易把教师相关的选题当成一个比较小的题目,觉得这其中没有什么太意外的内容,在一开始就会定一个比较小的切口,这样方便操作。比如很多媒体会报道大量清北毕业生,涌向深圳的中学,又在那边感受到了落差,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媒体叙事。这个思路其实在媒体接触采访对象之前,就设定好了。这种很顺畅、很熟悉的这种操作,可能会使你忽视了一些真正重要的,但还没有被发现的内容。
我做这个稿件,到最后我认为做得特别好的地方,在于我找到了真正准确的问题在哪里。(媒体)确实需要去深入你关注的群体本身,而不是根据已有的社会叙事做一些浮于表面的报道。看见,这次分享的标题里面还有一个关键词是“看见”,这可能也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人的立场,可以跟大家聊的内容。